（五）

对写诗而言，经验的煅炼和技艺的煅炼必须同步进行，任何一方的滞后都会导致诗人遇到写作的瓶颈。这二者的关系并非武功中的“内功”和“招式”（像“气宗”和“剑宗”之争那样）的关系，相反，技艺的训练对于经验本身的深化来说至关重要——在诗人那里，技艺的成熟与经验的成熟总是同步的。这是因为，经验和技艺之间并非只是内外配合而已，而是具有一种相生相成的关系。技艺不精的诗人，其经验方式也必定粗糙、生硬和类型化。因为他们对世界的经验是通过一种不够精微细腻的语言来进行的，这种语言无法对事物的差异作出精敏的区分和辨别，因此经验也就必然陷入粗糙和混乱。不精纯的语言的特征之一，在于它的惯性（套路化）和意识形态性——由于缺少对习惯语式的反思性偏离，它的词汇来源、意义使用方式，它的句法和腔调都被一种沿袭性的模式所限制，因而它几乎必定是类型化的。而那种对意识形态和习成语言的简单反叛，事实上也寄生在它所要反对的语式之上，并且把该语式的粗糙性全部继承了下来。这种不成熟的语言反叛，其底下的经验方式也仍然处在意识形态的界限之内，亦即只是一种倒转了的意识形态。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和西方的古典教养传统中，习诗时对这两个方面的煅炼总是一道进行。在中国，是对涵养（经验的深化）和法度（言说技艺的煅炼）的同时强调，无论后代的评论家多么抬举“性灵”和“妙悟”，也丝毫不能撼动这二者的地位。而在西方，则是“自由七艺”（liberal arts）对经验方式与言说技艺的同时教养：修辞学（以及诗学）主要是关乎言说技艺之训练的，而几何、音乐、天文等门类则主要用来对经验（观察和感受方式）进行培育。古人非常清楚，这两种煅炼总是相互催化、相互成全。而现代诗的发展则表明，经验方式的转换通常都会导致新的写作技法的出现，而学习新的写作技法，也会促成人获得新的经验方式。

于是，这本文集对“经验”的关注，就需要以对“技艺”的关注来平衡和补充。这本文集意在向读者推荐一种伦理性的经验方式，它的目光向具体的情境、具体的善和具体的人性倾斜。这种伦理经验类似于帕斯卡尔所说的“敏感性精神”，而这是诗歌赠予人类的最好礼物。对诗人而言，这种经验只有通过长期的技艺磨炼才能成形为恰当的语言。在像弗洛斯特这样的诗艺典范那里，生活中包含的种种微妙难言的伦理经验，都在控制得极其精当的语言中显现出来。而要达到这一步，一个人就必须抛弃所有的“天才作风”和偷懒念头，老老实实地煅炼自己的诗艺。无论如何，我在当代新诗的一些作者（如肖开愚、蒋浩、森子、王炜等）那里，仍然看到了对“技艺是对诗人真诚性的考验”这一信条的坚持。他们在时代对技艺的普遍轻视、歪曲和误解中，继续坚持诗艺的严格标准，继续创作微妙、困难而有节制的诗篇。这样一些人乃是真正的艺术家。尽管他们对技艺的探索，可能常常会让我们感到不适，但任何严肃认真的努力总是让人充满期待。或许，未来的汉语新诗中将会出现这样的作品：经验与技艺完全融合——技艺像空气一样无形无迹，而经验以其无与伦比的清晰性显现、射出光芒。

——2006年8月2日于海甸岛

《词的伦理》，一行著，茎典书写丛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一行：海南大学哲学硕士，现任教于云南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