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在中国思想中的核心位置，并不意味着，它给定了中国思想的框架、结构、范畴与思想方式，它其实只是打开了开放性的远景思维空间，在中国文化的历史过程中，这一远景空间的各种维度、各种可能性不断地得以显现。在这个意义上，中庸的思想始终是未完成的，它生成于“中庸”的“效果历史”（Wirkungsgechichte）中。因而，只有当《中庸》的文本能够接纳中国思想文化的实体与主体的时候，《中庸》才得以到达“中庸”，达到“中庸”自身所确立的规模与厚度。因而，我们所谓的深度诠释，开启了一种视野，在这种视野中，《中庸》并不仅仅是发端于先秦时代孔子之孙子思这样一个“作者”的作品，而是由子思先行发现的一种“文化”的形式与道路。而这一形式与道路并不因子思之死而终结，而是随着中国文化的展开而不断地清晰、丰富、充盈，其精神、意蕴在不同的情境下变易、持续。在这个意义上，《中庸》并不仅仅属于作为中国历史一个特殊时代的先秦，而是属于整个中国的文化历史过程本身。由此，对《中庸》的理解，就可以矗立在这样的地基上：一方面《中庸》的本文，一个有着自身内在结构、“逻辑”、思想的本文；另一方面是中国历史过程中发生的文化事件——在二者之间可以发现一种对勘的可能性：例如，在中医、太极拳、礼与乐等等那里，都可以发现打开中庸之道的可能性；而从本文的《中庸》，也会深化对作为一个文化传统之构成的中医、太极拳、礼与乐等等的理解。不仅如此，中庸本身甚至完全可以在一种“逸出”的“盈余”的层面加以理解，它从一开始就不是生活在语言所构成的文本世界之内，不是存在于既往的生活世界，相反，它是文本与既往生活世界的“剩余之物”，作为活着的历史文化积淀，它就隐藏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以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方式自我持存着。

但“中庸”在当下的持存本身，对《中庸》的经典文本也是一种变易。从遥远的先秦走向我们的时代，“中庸”也在变身。不正视这个变身，就无以获得阐释的深度。在这个意义上，深度诠释不仅仅将我们引向已经逝去的历史，而同时将历史作为当代意识的构成部分而加以展开，这就使得深度的诠释同时也面向未来，历史因而而成为“作为未来的过去”。也只有接续、推进《中庸》或“中庸”，使之成为我们同时代的思想意识，说其在当代状况下之可说、之当说时，子思的《中庸》才成为我们的《中庸》，我们也才得以在我们的时代以我们的方式抵达“中庸”。若一味泥执于古之“中庸”，而不能变义行道、别开生面，则古有“中庸”而今无“中庸”矣，我们又何必汲汲于“中庸”哉！以变易的“生面”到来的“中庸”，方能参与我们时代的自我理解与自我构形运动，对于我们而言，它意味着一种尚未到来的新的思想与生活的可能性。因而，以这样的方式，对《中庸》的深度诠释，就不仅仅发端于历史，也同样根基于未来。作为一种新的思想与生活的可能性的《中庸》，是面向未来的中庸，是指引着未来的《中庸》。

例如，我们在《中庸》所开启的那种境域性目光中，可以发现“实验性”的当代政治态度的局限，可以发现艾滋病等现象所开启的现代性困境的更为深层的（吉尔?德勒兹意义上的）“褶皱”与“内里”。在“诚之者人之道”的表述中，可以发现人道的“诚之”一旦与“天道之诚”相脱离，就会导致一种真诚地虚伪、或王夫之所谓的“伪以诚”的高度异化的文化形式，在其中，一切都变成了“表演”，人们真诚地掩饰自己的真诚，以这样的方式才能在一个虚伪已经渗透在真诚之中并成为真诚的“底板”的文化境况自我保全。而这种对赤裸裸的真诚的恐惧已经成为现代文化的结构性要素。以这样的方式打开的《中庸》，自然不是在为作为历史的过去寻求某种辩护，而是力图打开一种跃出当代“短视”的远景空间，从而更新、转换当代。当更多的学者试图去创造性地转化古代、转化传统时，深度诠释的目标却是在转化当代，使之朝向新的可能性。

但转化当代的这种可能性却根基于历史之中，并由历史深处的文化形式加以推动。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乏对汉语经典的种种解释，但一般性的解释，大多没有进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相反，那个世界在这些解释中反而退隐了；同样，也很少进入我们的时代，向我们这些普通的生命展示一种新的可能性。因而，我们所期待的那至今还活着、仍在生养着的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包括《中庸》的世界，还处在自我封存的状态，与普通人的生命保持在一种互不相干的状态。既然对中庸的解释不再根植于我们的生命，那么，它就是一种没有作用、因而亦不得真实的虚构活动，而此种虚构活动不是在打开中庸，而是在掩蔽中庸。中庸的真正到来，也是我们这些普通生命之人性的打开。而在当代以“科学”（例如在哲学史、思想史等等中出现）名义出现的那些经典诠释，却越发地与此渐行渐远，甚至逃避我们身处其中的存在。深度诠释根基于如下的认识：“中庸”的生命力不是根源于它在经典中的历史地形成的位置，而是在普通生命的生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中庸”不在既成历史的过去，亦不在某个文本之内，而是深根在我们的生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