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一般认为夷夏之辩源于春秋公羊学。在公羊学家看来，夷夏之辩的标准在于文明程度的不同，文明程度低，无礼义文教的野蛮者谓之夷狄，文明程度高，有礼义文教者谓之诸夏。仁义道德是夷夏之辩的最根本标准。在春秋前，“攘夷”具有种族之辩的性质。但孔子作《春秋》注以时代的新命，无仁义道德者书以夷狄，有仁义道德者书以诸夏，将种族意义上的夷夏之辩上升到文化道德之辩。孔子超越古代种族划分夷夏的传统，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一次觉醒，使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了很独特的性质。

在孔子看来，夷夏之辩以文化道德为转移，并非有绝对的界限。夷狄有德可进而为诸夏，诸夏无德则退而为夷狄。在宋代的湖湘学派中，胡安国是研究春秋学的大家，他大讲华夏夷狄之辩与君子小人之分，在胡安国的春秋学思想中，华夏夷狄之辩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最优先的价值。《胡氏春秋传?序》说：“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而反之正”，“五经之有春秋，如法律之有断例也”。王立新教授认为，特别强调夷夏之辩，是湖湘学派的整体特点。而在明末清初有着春秋家学渊源的王船山那里，强调华夏政权不能落入夷狄之手，否则“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在《读通鉴论》卷二十九中，王船山斥桑维翰为千古罪人，乃在于其献策、鼓动石敬瑭依附并称臣于异族契丹，以求援助。名为国谋，实害天下。在王船山看来，有一时之正义，有一代之正义，有万世之正义，而民族大义乃是万世之大义。天下为公，而并非一姓之私。故一民族之文化独立乃是万世大义，天下之大公。

在近代，华夏遭遇西方列强的侵略，国不将国，几近灭种。坚持夷夏之辩的学者诸如王先谦等被当作保守反动派，以至于在今天成为“定论”。当下，西方洋奴主义盛行，外毒肆虐华夏，民族主体性几近丧失，国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此，重新提出夷夏之辩在今天极具有现实意义。

当然，我们应赋予夷夏之辩以时代的新命，使之成为一种健康正当的民族主义。我们反对种族主义，但并不反对健康正当的民族主义。任何一个民族，其文化具有不为外在任何一个民族所剥夺的历史本位性与独立性。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具平等存在的权利，因此保障民族文化的存在权已经成为现代人权的基本内容。

正是如此，我们在当下的文化建设之中，要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严守夷夏之辩，坚持不渝一种健康正当的民族主义，应对世界之千变万化。只有坚持民族主体性，才能具有世界性。任何一种自我沦丧的全盘接受西方文化，都是洋奴主义西毒。因此，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舶来品，我们应有限性地、批评性地接收。而不是冠以中西结合的名义，确立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实以西压中，扼杀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我们目前的“公元”纪年，如“公元2006年”，它是以耶稣诞辰为元年纪年，根本不是我华夏民族的“元年”，一西方民族的私“元”，何来“公元”之公？

走在现代化的大街上，我们几乎看不见民族性的建筑，几乎看不见民族性的服饰……这是何等的民族耻辱啊！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好的夷夏之辩的例子，就是禅宗。印度佛教东传华夏，最终完全融入我们的民族文化之中。因此我深深地相信，经过若干年的文化斗争，我们目前的这种局势一定会因为民族的觉醒而重新确认自身的民族本位性。

二、文质相复、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

在湖湘精神传统中，湖湘地域内的民族一直有追求质的真生命的精神传统，类似于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质的真生命“无待”，不受良知之外的任何挂碍制约。在远古时期，三苗、蚩尤等部落的遗族为民族的独立斗争不懈。春秋战国时期的湖湘先民即处于酒神状态，习俗喜歌善舞，无论是婚丧嫁娶，节日喜庆，祭祀天地，行军作战都要起奏音乐。考古资料证明，当时长沙的管弦音乐和打击音乐都很发达，并出现了专业音乐演奏者、乐师及专业乐队群体。此外，当时的先民信鬼神，好祭祀，因而祭歌和巫歌巫舞在那时的流布相当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