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醉于质的真生命中的民族至诚而生生无息，具有无穷创造力。质的真生命天人合一，不受良知之外的任何挂碍制约，反对任何外在的力量对真生命的扼杀。规则堆积之处，必是生命僵死之所。在湘西田野考察中，我们仍然可看到有着自由真生命的侗族青年男女自然欢歌，他们并不受“礼教”束缚。而在湖湘境内的少数民族诸如“行歌坐月”之类的习俗、节会中，自由的真生命处处皆是。

在宋代，私人书院教育以反对科举相标榜，抵抗制度与名利对人性之扼杀。当然，湖湘学派更是反对世俗名利对真生命的腐蚀。尤其是胡宏拒绝秦桧推荐去做官，宁愿当岳麓书院的山长。

读明末清初的大儒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俟解》等，我们可知道，王船山要给专制独裁帝政刮骨疗毒，祛除扼杀人性之种种病灶，还世人原本的质的真生命。四百年后，浏阳谭嗣同继承了船山的真精神，著《仁学》，宣称要破除种种束缚，正如《仁学?自叙》说的：“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谭嗣同抨击三纲五常，斥责名教杀人，主张推翻独裁帝制，还生民之自由的质的真生命。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隘，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谭嗣同）始也。”

辛亥革命领袖黄兴继承了浏阳谭嗣同的思想，为推翻满清帝制和实现民主共和奋斗了一生。而蔡锷则为四万万国人争人格，发动护国战争，使得袁世凯帝制复辟失败。杨毓麟《论道德》云帝制中国以“非道德”杀人，惟有推翻旧社会，始有真生命出。黄兴、蔡锷等为首的辛亥志士群体，他们身上涌现了追求真生命的精神。这一点，走上我们后面的岳麓山，看看那些烈士碑就能知道，这里的青山有幸埋葬了无数烈士。

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先生的《达化斋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追求原始真生命的焦虑。尤其是他观察到了西方教育界的“划一主义”使得制度僵死扼杀真生命的事实，倡率国人改良陈制。而青少年毛泽东则雨中裸奔于岳麓山，曾提出“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之口号，是对原本的真生命有着自然的默契。而毛泽东主张取消考试，似乎更是看到制度杀人的残酷现实。

世俗之种种网罗杀人，不仁不义。自古以来，湖湘精英们就与之斗争不懈。今天，我们要唤醒已经麻木不仁的世人的“天良”。熟悉湖南方言的应知道，老百姓喜欢讲的一句话：“你要讲天良！”什么是天良，它是天贵良知，在孟子看来，它是至高无上的天爵，不与世俗的人爵相对。天贵良知是上天赋予的绝对超越世俗的“仁义”，它能使世人开启原本的真生命。

儒家讲麻木不仁，是指良知沦丧，智慧与人性残疾。如桃仁、杏仁，满怀生意，灵根自植，全然自足。而湖湘地域内的少数民族，更是满怀生意、灵根自植、全然自足的民族。

文化之“过程”即是文质相复之“过程”。“文”即外在的种种，质即真生命精神。文之疲弊，则救之以质。质之病野，则救之以文。文极必质，质极必文。文质相复，循环相激。历史并不是进化的，而是文质相复。这一点，在湖南科学家袁隆平的杂交水道那里，似乎可得到一些启示。人工栽培稻驯化过度，则与需野生水稻杂交提高产量。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知道，田间野生植物繁殖力异乎寻常，因它们是原始的质的真生命，具有生生不息的顽强活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有生”。

德国哲学家尼采看到了文史之疲弊，提出“权力意志”，强调一种野的生命力来拯救对当下奴隶生命。在尼采看来，人类原本是自由的真生命，因文化一启，人逐步沦落为外在网罗的奴隶，文化日益发达，奴役日益严重。文明之路，恰恰是人通往奴役之路。而尼采还批判当时的教育制度杀人，把真生命的人变成一个个奴隶，使其丧失独立自主性。

在湖湘文化历史之中，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追求质的真生命的传统，它自三苗、蚩尤那里发源，甚至更早，通过王船山、谭嗣同、黄兴、蔡锷、青年毛泽东等，一脉相承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