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转向自然的时间性，是产生变易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自然的节候，自然的秩序也被破坏了呢，如同我们这个技术化的全球时代的气候处境环境？显然这里的隐喻本身有被破除的危险！

我们在下面就看到了更加危难的处境。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左据槁木，右击槁枝，而歌猋氏之风，有其具而无其数，有其声而无宫角。木声与人声，犁然有当于人之心。
　　颜回端拱还目而窥之。仲尼恐其广已而造大也，爱已而造哀也，曰：“回，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无始而非卒也，人与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谁乎！”
　　回曰：“敢问无受天损易。”仲尼曰：“饥渴寒暑，穷桎不行，天地之行也，运物之泄也，言与之偕逝之谓也。为人臣者，不敢去之。执臣之道犹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
　　“何为无受人益难？”仲尼曰：“始用四达，爵禄并至而不穷。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其在外者也。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窃，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鸟莫知于鷾鴯，目之所不宜处不给视，虽落其实，弃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袭诸人间。社稷存焉尔！”
　　“何为无始而非卒？” 仲尼曰：“化其万物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何谓人与天一邪？” 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庄子?山木》）

——生命开始转化，但是处于枯槁之时，剩余和残剩之时，如何向盈余转化？化——体逝——这个自我的消逝很重要！——对消逝的肯定成为更加彻底的经验。但是，孔子如何达到彻底的自我消逝呢？

必须更加彻底的变异！即孔子本人的自我形象必须被变异。

因此回应孔子和早先的开端上的危难，必须进入“道生道”与“道生一”之中，这是创造性的回应？庄子的写作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至好的例子——而且是伴随对例子思考的例子的思想。庄子中的孔子形象就是这样的例子！

变异的要求，来自于作为中国文化之开端的文化生命的孔子本人所遇到的时间性疑难！那是三重性时间的困厄：即“陈蔡之厄”、“不复梦见周公”、“获麟绝笔”这三个事件，这三个事件也是三重基本时间性的表现：

1，陈蔡之厄的事件是个体生死的时间性——文命的时间性与现世机遇的时间性，那是孔子对文王的认同，在文之王上的认同；

2，而返鲁之后的书写那是——年岁精力的时间性与政治历史的时间性，在这里是孔子对周公的认同之梦，不可能成为王了，似乎可以成为帝王师？

3，获麟之后的书写（如果有的话？如果有着口传的别样的心法！）——心魂书写的时间性与天命的时间性，这是儒学所谓“素王”的时间性。

——上面的三重时间性在孔子的生命中也是彼此交叉重叠的。

这三重时间性被传统儒学整合了，但是那是在消除了困境意义上的整合！“陈蔡之厄”——是孔子当下个体生命与天命之间关系的困穷，孔子的个人文命在这个事件中遇到了命限，如何面对这个包含生命死亡的命限构成孔子或后来的汉语书写的根本问题之一；“不复梦见周公”——则是历史关联的断绝，不再可能通过帝王谱系和祖先崇拜来保证历史接续的合理性了；“获麟绝笔”——则是天命流行的消隐，未来的历史如何在正义中再续？一个有穷的世界有何正义？哪怕是隐微的书写也不可能追踪天命之踪迹了。

个体文命的困穷、历史德命的断裂与天命书写的消隐——正是这三重的危难构成了汉语思想开端之最为隐秘的问题，我们以此可以考察后来的儒学和道学是否真正面对了这三个绝境，就可以判断后来的汉语思想是否因此而真正打开了新的可能性。而我们现在的书写则是要重新面对孔子本人——道穷－气衰－绝笔——不得时或天命不显——的绝境，从这些绝境出发如何再度书写孔子？再度书写我们的书写，再度展开汉语思想的（/不）可能性？如何还有新的时间性？如同重新思考春秋笔法的三世说，是否必须重新理解孔子的文命或德命、天命的时间性？我们不得不重新面对这个“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