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儒学虽然试图面对孔子生命的这些绝境，但是都减弱了其力量，其原因在于后学都已经以孔子的生命为“范例”（以《中庸》最为典型）——这个范例已经是天命得时的化身或体现了，哪怕是不得时也会因为孔子的出现和面对——这个面对本身就是得时了——显然，这里有着非常曲折的变化，依然是乐感的情态在起作用。从而遗忘了孔子生命中的绝境经验，当后来的儒学也试图来面对这样的危难，比如在思孟学派和荀子那里对这些事件的还原和重构，寻求解决命与时，时与遇的关系，而后来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争论，也是面对隐微书写的问题。但是，孔子这里的困境已经超出了今文经学和后来的谶纬神学书写的可能性，宋明理学虽然强调了儒学天命接续的维度——但是没有彻底面对天命断绝的可能性，依然没有充分以个体生命的苦难来思考历史的灾变！那应该是另一种更加彻底的书写——即：变异和灾异的书写！

这个变异的书写是对“三易”之易变思想的推进！三易的思想虽然面对了变化，但是变易的感通性因为没有面对隔离和断绝的可能性，而陷入了乐感的自我陶醉！我们在别处（《论语讲习录》）已经详细讨论了易变的问题。

汉语传统的书写难道就没有变异书写的发生？如果有，它一定是面对了孔子的这三个生命事件。在孔子之后，谁的写作最为面对了孔子？

我们知道：那是庄子！庄子文本对孔子的书写异常丰富！为什么会如此？如果我们抛开所谓道家和儒家家学承传的谱系的误导，而追踪生命内在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庄子对孔子生命危难最为切近的思考！

庄子对孔子的书写——那是生命形象的彻底改写——变异意义上的书写，都是围绕孔子不得时的几个事件及其可能的时间性含义而展开的：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吾命有所制——这三重限制是庄子的孔子的内心告白，也是问题之所在！如何解决这个时几的限制的问题成为庄子变异书写的关键。

庄子针对孔子生命事件的变异书写，没有落入由阴阳五行所主宰以及传统的各种时间性模式之中，而是特有的“三言”书写：

“重言”：针对现实的历史人物——这是“不易的”已经成为事实的时间性模式。孔子没有实现德位一致的理想，孔子错过了时机——这是不易的事实，但是生命本身不是可以以这个事实来度量的。时间本身并不停止在那一刻，它是流动生成变化的，事件的意义在后来者的进入和解释中是敞开的，陈蔡之厄——可以在未来者的书写中被改写。儒学后来针对孔子命运的演变即是在谋求变化，但是都不足以改变孔子命运的限度——因为他们没有思考限度本身。但是，庄子则以孔子与老子之可能和不可能的相会来改变之，在虚构的相会和会话中，在老子和孔子的双重变象中重建了另一种以历史编年学和考古学看起来不可能的历史。

“寓言”：针对的是“简易”的时间性模式——尤其是孔子梦见周公的这个认同感，这是一种想象的穿越了时间间距的自我形象的重构。但是，同样也有其局限，因为这个想象的认同可能只是虚幻的，只是被动的强制重复而已，即便孔子有所变通，以师友的共通体模式来改变，但是依然遇到了局限。如何变异？庄子则以寓言——大自然的生灵之间的对话，以另一种非人的尺度超越了历史认同的时间性模式。

“卮言”：针对的是“变易”的时间性模式——儒学的有德者必得其位的天命谱系（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个谱系是在生命和宇宙的感通中建立感怀的关联和信念！但是这个谱系并不一定在未来就被保证，而且未来之为未来是无法由先天来保证的，甚至，未来也有着其不可能性的结构，都会打破这个先天的信念。同时，如果天命没落了，如果无法追述它的踪迹，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如此，而且从没有这样的圣王出现——反倒是更加彻底的认识让人警醒：“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春秋?公羊学》三世说的时间性模式如果在变乱和灾变中进一步断裂，无法感通，那么，如何还能变通？个体生命如果不是未来某个理想的赌注，而是短暂和此生此世的，如何能够被保全？这是庄子和韩非子在一个败坏时代的思考。因而只有变异！这个变异超越了名分，超越了语言本身，而是梦想另一种语言的可能性。这是卮言的空言。

具体表现在对孔子生命形象的变异上，则是以“动物”来体现三言的时间性，这是游魂的生命在生变和游变中所带来的！